新春上班伊始，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座谈会由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和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主持。专家学者、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拟上市企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私募机构、外资机构等方面代表参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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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方了解，参会的专家学者有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经济学家华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等。他们近期的观点如下：

李扬：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改革目标，刚刚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提出了“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新任务，更为两大宏观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增添了内容。

政府进入金融市场融资，当然会对金融市场运行和货币政策实施产生多方面影响。为全面分析并把控这些影响的路径、性质和规模，我们须条分缕析财政赤字的弥补途径及其货币影响。

吴晓求：不要太重视政策的调整，要重视法治和制度的力量

金融强国就如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一样，它也体现出金融强国的共性，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有中国的特征，中国之路，同时它也有国际社会所认可的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标准，金融强国大概也有类似的特征，我们当然不能自话自说，它还是一个要体现国际社会所认可的金融强国的基本属性和特征。

这里面我理解主要是三点。一点就是金融强国中的金融一定是高度市场化的，没有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没有金融市场的发展，没有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让市场作为主要的力量来配置，你很难实现金融强国，市场化是实现金融强国的逻辑起点。第二个就是金融强国中的金融，它一定是法治化的，因为金融的本质是一种契约，金融交易也是基于契约基础上的交易，所以法治和契约精神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它也是市场信心的来源。第三个，金融强国中的金融它一定是国际化的，它不可能是封闭的，它的本币那肯定是可自由交易的国际性货币，无论是过去的英国英镑还是今天的美元，它完成了这样一个门槛，并且它不但是可自由交易，而且是国际上重要的国际性货币。

贺强：资本市场“三高”问题不应忽视

“在过去的2023年，中国市场出现了近30年未曾出现的现象：一级市场赚钱、二级市场赔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分析指出，“这说明当前我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结构出现失衡。”究其原因“一是注册制改革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股市‘三高’问题仍然存在。

田轩：万亿级平准基金“已到入场时” 暂停IPO是把“双刃剑

近期股市震荡背后，核心问题还是对经济和股市的预期不稳、信心不足。而信心的修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依靠几个政策的出台就能彻底完成的。这也是当前政策利好频出与市场反应之间呈现出一定“温差”的根本原因。从中长期看，解决信心不足的“治本”之策，一是要靠改革，二是要靠政策的稳定性。

从短期看，最有效的提振市场信心的举措就是引导大量场外资金进场。从这个角度看，非常规手段有：推出平准基金、暂停新股发行、暂停或取消征收印花税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短期手段只能在市场异常波动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修复的罕见和极端情况下，起到暂时的“治标”作用，在使用上需要非常谨慎。资本市场的“治本”举措，还是应该通过优化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强化上市公司治理来解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用规范更好实现执法公正与效率的协调

“随着新《证券法》及其系列配套制度的修订完善，我国已构建起以行政执法为重点，行政、民事、刑事手段有机结合的三维惩戒网络。但证监会仍面临着行政执法案件数量多、查处难度大等问题。”郭雳表示，当事人承诺机制正是破解上述难题的重要制度工具，部分案件能够由此更快获得处理，更多执法资源可被投入其他案件，有利于实现执法整体效果的最优化。

华生给新公司法提了三点建议

经济学家华生在个人微博连发五篇长文，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提了建议，新《公司法》将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主要探讨了新《公司法》中关于认缴出资额需在五年内缴足的规定。这一修订实际上将以往的认缴制变为有期限的实缴制。华生认为，虽然这能够解决认缴制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更多新的麻烦，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和司法成本，可以选择更简单、更直接的办法。另外两点更为关键的建议：第一点建议是针对出资增资。第二点建议是针对倒闭清算。

彭文生：未来几年中国大概率处于“财政扩张、央行扩表”状态

中国经济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安全资产需求较强的问题股票配资开户公司，政策需要从促进国内消费和最终需求的方向入手，最有效的实现路径是要财政与准财政发力、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展望2024年，一方面要观察财政扩张的进程和力度，包括“三大工程”等，另一方面要关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情况。展望未来几年，中国将大概率处于“财政扩张、央行扩表”的状态，具体的路径与节奏仍有待观察，但公共政策终究是内生的，从而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支持。